Jeremy | 在英國留學、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當你被推至牆角,卻連政府也不肯聆聽你的訴求,除了抗爭,你還能做什麼?」

到英國留學、現在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討論他與家人的關係以及身份問題,正考慮中是否回去。

問題的核心所在,源於香港人無法看見屬於自己的未來。我們對2047感到極之恐懼,並自1997年以來一直都在示威。我們已經給當權者很多改進的機會,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令我們失望。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我們還有甚麼應該做?
— Jeremy

記者:Totoro

攝影師:Don,SL

插畫家:Nora The Cat

「我通常都會回香港過農曆新年,而本來亦計畫於11月回去參加朋友的婚禮。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未決定會否回港。」

我的家人,包括父親和叔叔,全都非常支持中國政府。在家,我是唯一一個支持這場運動的人。我也曾與親中的母親吵了不下數次。現在我身在外國,她習慣不時地關心我,但我倆最近一次討論政治時,卻演變成一場大戰。她似乎覺得警察應該把示威者殺清光,以保持社會穩定,因為對她來説,社會穩定壓倒一切。於是我們也就不再討論這個話題。

我和家人保持著非常傳統的關係,只要我給父母寄生活費,他們就不會過問我的個人生活。儘管我現在已經和男朋友同居,母親還是稱呼他為我的「朋友」。

雖然我身處英國,但也並非可以輕鬆過活。我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同事,他們對時事的看法與我非常不同,但我們在這議題上尚可保持冷靜。

大部分的英籍或歐洲籍同事都非常支持這場運動。他們懂得何謂自由,何謂法治。反之,我的中國同事們堅決要求他人明白中國歷史,以暸解中國人如何地與眾不同。但其實我非常暸解他們的思路和想法。

我母親曾在一所親共學校讀書,而我外公則是個共產黨黨員,在大陸擁有房地產。他們所著重的是中國如何渡過重重難關,繼而攀上現今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中國到了2005年左右才脫貧,他們相信為了換取國家發展的成功,人權是值得被犧牲的。

但我問自己:「兩者中哪個更為重要?一個經濟蓬勃的國家,還是一個能讓國民真正快樂的國家?」對我來説,答案總是後者。

金錢的確是讓人快樂的一大要素。但作為一個政府,不應只讓人民在物質層面上得到一時之快,更應該協助人民從他們的理想與目標之中獲得快樂。最關鍵的是,我不認為中國人民擁有真正的快樂。這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説亦是一個大難題。這些年輕人身上背負了很多壓力,既要賺錢養家,也要符合社會的期望。這些壓力令到他們生活更加艱難。這就是我崇尚自由社會的原因。

在其他國家,人民能以選票把不再獲大眾支持的領袖踢走。有時候,即使沒有一個候選人符合大眾的要求,至少人民還擁有選擇的權利。在香港,你連那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我算幸運,能夠獲取獎學金遠赴英國讀書。若果沒有這筆獎學金,現在我大概仍和父母同住,睡在我的雙層床上——對,在香港,我連自己的私人空間也沒有。我會感到絕望,而作為一位男同性戀者,我亦不可能有機會出櫃。

香港社會中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年輕人們(抗爭者中半數都是年輕人)冀求要「光復香港」。他們承受著很多壓力,需要在學業和職場上取得成就,但人生中的選擇卻被社會和家庭的期望不斷約束。

我在貧窮的家庭長大,我們這些人背負著的社會期望比起西方家庭的孩子要大得多。若不能如願達到這些期望,再加上極度狹窄的生活環境,任何個人狀況都足以令整個情況變得更惡劣。

香港年輕人生活在多重壓力之下,並且沒有人肯聆聽他們的聲音。我認為他們已經受夠了。

中國大陸的侵蝕只是其中一個將香港人推至如此局面的催化劑。即使中國大陸不插手香港政治,香港本身還是有許多未被解決的社會問題,只在等待被暴露人前的那一刻。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政治自由的手段,只不過是讓香港徹底崩潰的一個導火線。

如果我身在香港,我會參與和平示威。我不會做任何破壞,但我理解那些去破壞的人。當你被推至牆角,卻連政府也不肯聆聽你的訴求,難道你不會竭盡所能地去發出聲音嗎?除了抗爭,你還能做什麼?

問題的核心所在,源於香港人無法看見屬於自己的未來。我們對2047*感到極之恐懼,並自1997**年以來一直都在示威。我們已經給當權者很多改進的機會,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令我們失望。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我們還有甚麼應該做?

雖然我不支持破壞商鋪或基建設施,但我不能也不應該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責那些示威者,因為我並沒有親身在場。每個人都有他們支持這場運動的方法,但我們必須全部站在同一陣線,成為一體。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如果什麼改變也沒有,要在香港以我希望的方式生活,將會變得十分艱難。


*2047年是「一國兩制」正式終結之時。

**1997年是香港回歸中國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