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地係香港人 - Brianna Yip | 海外港人：「我沒有想像過這些會如此發生。我正嘗試從中找到希望。」

Brianna 是名二十多歲的香港人。她在加拿大出生，但於香港成長。她是一位心理學家，在三藩市的一間學校工作。雖然她離香港很遠，但她仍努力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宣傳及爭取支持。

“「即使我不在香港，我覺得在這裡［三藩市］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崗位。即使我身在海外，但仍在做自己能力以內的事。這令我感到比較心安。我們常被問到『嗰度係點架？（那裡是怎樣的？）』能夠有過來人談及他們的經驗，會令其他人更清楚明白事情的來由。這不但讓他人對這場運動產生共鳴，還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 Brianna

記者：Totoro

攝影：由受訪者提供

在三藩市內引起大家對這場民主運動的意識

即使我不在香港，我覺得在這裡［三藩市］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崗位。即使我身在海外，但仍在做自己能力以內的事。這令我感到比較心安。

我是「Conversations with the Courageous」的發起人。我們由義工組成，希望透過在三藩市不同的公園裡與當地人溝通對話，令他們更加關注及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社交媒體往往是最容易傳播訊息的渠道。但這樣比較難鼓勵他人去主動蒐集更多的資訊及採取實質行動。與人面對面的對話，能更容易令他們直接行動，亦可獲取他們的意見，讓我們更清楚明白當地人就我們的活動有何看法以及他們有否因此產生共鳴。

我們有一些義工在香港曾經參與前線的抗爭。由他們向其他人敘述他們的經驗，不但能拉近距離，更能讓別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產生興趣。

我們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嗰度係點架？ (那裡是怎樣的？)」

能夠有過來人談及他們的經驗，會令其他人更清楚明白事情的來由。這不但讓他人對這場運動產生共鳴，還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我們在交談中得到的回應會隨我們所在的地區及附近的人口而有所改變。在某一些地區，有人會主動走來與我們談及他們在民主運動中的個人經驗。而在其他地區，我們會間中遇到持不同立場並想要爭論的人。相比爭論，我們更希望提高大家就這件事的關注。

我們亦有非港人的義工，包括一些中國內地人。這給予了我們希望，因為我們發現無論國籍，不少人都認為這是一件重要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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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夏天的抗爭

非常幸運地，我家裡大部份成員都支持抗爭者。我們多半是為了我的人身安全才會爭吵。

在2019的夏天，我回到了香港，而我的家庭成員亦有分開參與示威活動。這是因為我們想以不同方法去支持這個運動。

我有些朋友及家人是香港政府的公務員。他們在支持抗爭者的時候要十分小心，因為這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有時候我會問他們：「你做咩唔罷工？（你為什麼不罷工？）」但我必須緊記，他們的自由度比我更有限。

7月1日*當天，我想跟隨一群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大樓，但我的好友（一位公務員）卻希望我們離開。

理性地說，我明白他不想我們冒被認出的風險。但我並不願意離開及丟下其他示威者。

我的專業範疇涉及了支持年青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如果發生了任何事情，我會因為沒有追隨自己的價值觀而感到很難過。

經過從長計議，我們決定留下來。但考慮到對他工作的影響，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其中。

我從某些年輕的示威者當中感受到一股無力感及疏離感，特別是那些不受家人支持的示威者。失去家人的支援網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不但害怕流離失所，並需要賺錢自給自足。

身處一個充滿示威及催淚彈的城市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大部份的示威者並不激進。我們的行動會變得更激動，都是拜香港警察的粗暴手法而賜。我們冀望參與一個和平的遊行，但警察以催淚彈對抗我們，令我們瞬間走到前線。

我沒有想過會需要處理這樣的事情。我們被逼去對抗警察，直到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害怕。最後你會跟自己說：「這只是催淚彈，你會痛，但你總能全身而退。」

雖然這事情不斷地發展，但有很多香港人還是照常地過生活。你可以從一個正在被警察埋伏攻擊的港鐵站走到另一個完全正常的港鐵站，在那裡，人們正準備下班到酒吧去喝一杯。在某程度上，這種分隔可幫助你去處理不同的事情與情緒。但現在，這已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應對策略，去防止我們於日常生活吸取過多的負面能量。

我不知道這場運動會如何完結。我沒有想像過這些，包括正面及負面的事情，會如此發生。我正嘗試從中找到希望。

“我係 Brianna ，我係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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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英國移交香港至中國的周年紀念日。立法會大樓遭到示威者猛烈的闖入。示威者的行動反映了這場運動的價值，例如：五大訴求，口號及垂死黑色的紫荊花旗。

（有關此事件的更多信息 — 請參閱鏈接）

Brianna Yip | 海外港人：「我並沒想像過這些事會如此發生，我正嘗試從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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