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on Ho是個本地培育的酷兒研究學者。從誤打誤撞考進港大的黃毛小子到2018年離開任教多年的母校，他一直以為學院是歸宿。但兩年前，他毅然接下一份在浸大的行政工作，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無論在哪個崗位，我們都不應被所任職位的邊界限死。我們不被自己的邊緣性局限，反而以此感知他人的苦難，成為更加有血有肉的人。”

— Jason Ho

記者：Fiona Forrester

相片：Crazy Man

影片攝影師：Almond Li, Crazy Man

影片編輯：Almond Li

[此文亦於《蘋果日報》英文版刊登。]

我是在港大文學院讀比較文學出身的。比較文學有很多範疇，例如電影、文學，但因為當時我副修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所以自本科開始已經對性別研究（Gender & Sexuality Studies）非常感興趣。於是完成本科後，我便攻讀碩士，研究和對照關錦鵬在出櫃前後的電影作品。漸漸我愛上了教書，決定攻讀博士，走上學術之路。

性小眾的孤獨

比較文學改變了我一生。生而為人，同志者，因著我們的與別不同，從小都是孤獨的。當然，這年頭科技發達造福了不少性小眾。現在你只要一打開手機上的dating app，就能找到相關的人和資訊。二十年前的社會風氣保守得多。那時我們要特地去一家書店，偷偷摸摸的找一本關於同性戀的書，好探索自己的身份。第一年在港大，甚麼都讀一點。所以當我誤打誤撞遇上比較文學，發現原來大學是有專門研究性別身份的學科，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思考和論述同志身份時，我便暗自決定要繼續走這條路，影響、陪伴更多孤獨的邊緣人。

我真的很喜歡教書，連備課我也高興。老套說一句，我是十分相信教學相長這回事的。好多教大學的人都非常抗拒批改學生功課，但我反而樂在其中，特別是當看見同學們消化了所教授的內容後寫出獨到的個人見解。在學術以外，我也很享受年輕學子們給我介紹最新的潮流，例如從沒有FaceBook的我竟在一次為了評閱學生以IG post形式的作業而半推半就開了個Instagram帳戶，也因為這樣，我和同學們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另外，由於我屬於LGBT[*1]群體，所以在教授相關的理論時，更能就課題分享自身經驗，這引起了一些本屬LGBT群體的同學們不少的共鳴。從教學而來的快樂，很直接，就是一種互相陪伴的快樂。

孤獨的學術路

然而，做學術仍是很孤獨的。我有些舊同事，一整天窩在辦公室裏，唯一離開那房間就是到茶水間斟水的時候，幾年後出一本學術著作，事業路從此平坦易走。但我不是那樣的人。我寧願啟蒙一千個學生，也不要出版一本終日躺在圖書館，一年只有十個讀者的學術書。有些人會覺得我搞個人崇拜，但其實知識的傳播除了重質，也需要重量。我是過來人，在保守又沒有性（別）教育的香港，讓更多年青人和社會上的人接觸關於LGBT的知識，是我的首要目標。

大學是個象牙塔。很多人不顧一切要闖進來，但我總是想走出去。還在港大的時候，我常「公器私用」，以學術交流的名義，舉辦各種「不太學術」的、和流行文化相關的講座跟論壇。這種活動一般都不容易得到學院的支持，一些自視為「進行嚴肅學術研究」的學者也絕不會出席。有次機緣巧合下我認識了欣宜，並邀請她到我在港大主持的活動作嘉賓，分享她對於肥胖的body politics （身體政治）的個人經驗和想法。雖然那是一個只有一、二百人參與的活動，但分享會後我收到一位參與者的手寫感謝卡，說很高興大學裏有這種以廣東話為主、比較「貼地」的講座，恰恰肯定了我一直以來的執著：以大眾化的方式傳播知識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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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學院連結社區

正當我以為我的教育生涯要開始的時候，才發現香港以至全世界的學術圈都幾乎只重視學術研究以及它為大學在各排名榜上所帶來的增長。這種教育與研究的失衡意味著，無論我教書教得如何出色，也完全無助於我的晉升。因此，我也難免對學術事業感到厭倦和氣餒。

更甚的是，學術界是一個充滿種族歧視，而且很美國中心（Americentric）的圈子。香港甚至全球的學術界之中，美國那套是最吃香的；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人回流，總會被優先考慮。更甚的是，像我這種本地出身、沒有留學海外的學者，要在大學找一個穩定或終身（tenure）的教席，實在難於登天。

離開學術圈後，我轉到了另一所本地大學一個叫Service-Learning（服務學習）的部門，安排同學們透過一些校外的服務或活動，把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與技能，轉化成可以貢獻社會和社區的工作。

在這裡我比較像一個中間人：我們出去接觸不同群體、學校、社福機構，然後轉介給大學的老師，老師再因應各團體的需要制訂作業予同學。嚴格來說這只是個穿針引線的過程，當中我和同學甚少直接接觸，學術上的交流也因而間接得多。不過這樣我也很喜歡。臨離開學術界那兩年，我在酷兒研究的路走到了瓶頸，於是擴闊自己的研究領域到整個marginality discourse，即是探討不同身份的邊緣性，並漸漸接觸到disability studies（殘疾研究）。服務學習其中一個關鍵字是empathy，要求同學對社區內有需要的人產生同理心。這跟我本身做的研究不謀而合，就是把人文關懷帶到社區的層面，帶到不同性傾向的人、老人、殘障者、少數族裔、窮人的群體。這種滿足感不同於教學，但也十分實在。

我常常覺得marginality（邊緣性）這件事情很有意思，社會上充滿各種邊緣身份，最簡單的是性別，甚或年齡——我們每個人都會老去，所以幾乎無人可倖免於邊緣性。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被自己的邊緣性局限，反而以此感知他人的苦難，成為更加有血有肉的人。

我很喜歡（醜聞爆出前的）Ellen DeGeneres。她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她對世界的愛和關懷。Ellen有一句座右銘：「Be kind to one another。」她深信在台上帶給觀眾的歡樂能影響世界，這跟我的信念互相呼應。於我而言，每一個教育的機會也是一個表演。

每一場講課，都是一個表演，讓我抒發自己的感受。我在港大的職級低微，基本上沒有選擇所授科目的自由。我想教的都是跟性別或電影有關的學科，但往往我會被指派任教一些比較沒那麼專門的概論科目。遇到這樣的情況，我會「騎劫」那些科目，在課程中加插不少我個人認為重要而有趣的文本，特別是一些與日常生活、流行文化相關的例子。這樣做可能會惹來視學術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所非議，但每每在學期末我收到同學們的問卷，看到意見欄上同學把課程評為「relatable」（而剛好Ellen的新書也取名Relatable），我便知道我做對了。

大學的講台是我的舞台，現在做的service-learning也是我的舞台。無論在哪個崗位，我們都不應被所任職位的邊界限死。我想這是我們作為邊緣人，最重要的原則。

就像何韻詩《艷光四射》那句歌詞所說：「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我們能做甚麼，就做甚麼。

“我係Jason Ho，我係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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