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 由雨傘運動開始成為編劇:「只要政府不硬性限制題材、不明確打壓,我就會如常創作。」

表演藝術工作者,現為舞台劇編劇,年30+,目睹香港審查潛規則的發展。

舉辦方進行題材篩選是潛意識操作的。他們自以為給予了劇組自由創作和思考的空間,可是又在無人指使的情況下,對作品進行自我審查。
— William

記者:Totow

攝影師:KC


我從事舞台劇工作十多年,亦有參與電影製作。最初,我以自由工作者身分參與幕後製作,幾年後到藝術院校進修。雨傘運動期間,我轉職編劇。

放棄穩定的收入、熟練的作業,是我人生中一個重大決定。當時,我感覺活在兩個反差很大的平行時空──日間如常工作,晚間看著街頭抗爭,兩個時空的人與事毫無關係,無法連繋,我感到非常無力,於是開始借助創作,道出自己想說的話。轉職後,我不用再一邊感到香港動盪、公義喪失,另一邊看著舞台上美化的香港,所以即使生活壓力重了,心神卻平衡多了。

幾年前,我參與製作的劇因涉及政治題材,受到政府審查。其實,多數人不會向政府申請使用某些公共設施,但我認為我有公民權利,便抱著明知故問的心態,主動測試審查尺度,最終申請確實被拒絕了。  

辦方自我審查

雖然香港舞台劇界沒有明言禁忌,而近月仍有以「六四」及社會抗爭為題的劇作公演,但規模較大或受資助的團體,會不時得到非強制實行的建議。 

相對電影,舞台劇的受眾較少,受審查和打壓的情況亦較少。不過,確有公司希望製作團隊多加留意細節,例如服裝顏色會否令人聯想到社會現況,但不會提及不採納建議的後果。這類建議可能是善意的,卻足可導致製作組進行自我審查。

早前,我創作了一齣小說改編劇。董事會考慮到現今的局勢,認為這齣劇的題材太敏感。這意見顯然出於政治考量。我同意修改,但堅持故事須保留批判性思想。對我而言,這種思維在創作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是當今社會氣氛似乎不容許人們批判熱門社會問題。奇怪的是,修改後的劇本比原劇本的政治色彩更強烈,卻獲董事會通過了。 

其實,董事會並不在乎觀眾在劇場裡接收到甚麼樣的信息,只要不讓人看了宣傳便將公司定性就好。我跟朋友談及那部著作,大家都以為不外乎一本小說。董事會必定非常憂慮,才將聯想放大至此。這實在可怕又可悲。  

友人為社區中心製作戲劇,同樣遭到舉辦方明示和暗示「時局」限制。舉辦方篩選題材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是受潛意識操作的。他們自以為給予了劇組自由創作和思考的空間,可是又在無人指使的情況下,對作品進行自我審查,自然而然營造了「香港一切如常」的幻覺。

或許,他們確信香港並無改變,只要「小心一點」就一切如常。這種自建的尺度並不會一天建成,而是以溫水煮蛙的方式逐步加建起來的。有人會以為這些不過是「微調」而已,但日積月累的調整,足以讓人對進一步的審查更易於妥協。在過去幾個月裡,我留意到這種自我審查正在加速發展。

創作人自我審查

電影界近年來受到政治審查,讓不少人恐慌地尋找出路,離開中國市場。回歸後十年間,大陸向香港電影界灑錢,在創作方面並無設限。時間久了,創作人習慣了順手拈來的錢,逐漸失去往時的投資者和市場。當中國投資者開始縮窄創作空間時,他們已沒有其他資金來源了。 

電影界有較「明確」的審查準則。可怕的是,它們並不是官方頒下的規例,而是業界廣泛流傳的「潛規則」。導演、編劇們無不知曉故事是這樣發展的︰世間無鬼怪,官員、公安、第一及第二男女主角都是正義的,命案是由排名較後、沒當公務的配角做的⋯⋯還想留在香港電影界的人,都在尋找大陸以外的資金和市場,希望自己能重獲創作自由。

堅持原則

我認為藝術的其一責任是回應社會,包括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只要政府還未硬性限制題材、公開打壓創作或明確箝制言論自由,我就會如常創作,假裝沒有限制、打壓的情況。舞台劇製作成本比電影低,如果我們不堅持,其他人更不會堅持。況且,只要表演有質素、良知,以現今香港人覺醒的程度,自然會有觀眾支持。 

我一直認為,舞台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讓創作人、演員以至觀眾「體驗」一些較陌生的事件及情緒。我不主張利用戲劇的力量進行政治洗腦,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代,如果我們因為排練過或看過某齣戲,在當時或事後有認真感受及思考過,到某天有類似的情節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我們也不至於太過措手不及。 

有一天,我在街上見到警察執勤,便立即拿出手機拍攝。警察不讓我拍,我沒理會。現在回想起來,若果我當時放下電話,應該不會被拘捕。利用手機進行創作並不是新奇的方法,如果我們到了警察一聲喝令便立即放棄公民權利的地步,香港就真的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