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成長於香港，曾留學瑞典和遊覽歐洲的白日夢家，傾談她的歸屬感。

“由於自小在香港接受的英語教學均提倡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我發覺到我（九十後）和我父母（六十後）這兩代人很不一樣。我們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對我來說，歸屬感是一種負累。”

「我是誰？我是中國人、香港人，還是香港出生的中國人？」這些疑問常在我腦海中盤旋，尤其是「國藉」和「出生國家」，這兩個概念在任何場合都會突然閃現。我爸爸常問我：「為甚麼你就不承認你是中國人呢？我們都是黃皮膚。」抱歉，爸，我對「黃（皮膚）」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像我爸說的，被派往印尼工作的爺爺可幸逃離文化大革命，但他們對共產黨政權下的白色恐怖都毫不陌生。或許，他們出於恐懼才堅持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又或許，他們相信中國正逐漸強大；也或許，他們追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要和諧（噤聲）和忠誠（盲從），然而我並不同意這些價值觀。

由於自小在香港接受的英語教學均提倡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我發覺到我（九十後）和我父母（六十後）這兩代人很不一樣。我們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就好像譚恩美在她的短篇小說《喜福會》裡描寫的母女關係一樣；同時也反映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關係。對我來說，歸屬感是一種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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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做交換生的那半年，我結識了一個來自上海，修讀法律的中國室友。我記得她第一天見面就叫我「親」，意思是親愛的，像我們很親近一樣。即使我普通話說得有多爛，她仍當我是熟人般看待；然而，我對她卻完全沒有親切的感覺。

她有一次問我：「為甚麼有些香港人這麼討厭大陸人搬去香港呢？」「是不是因為人口密度太高，工作競爭太大？」我嘆氣。她又說：「別擔心！中國大陸會安排更多福利給香港的！」我覺得是恰恰相反。

在歐洲旅遊時，我發現在外國人眼中，東亞人的臉孔，例如中國、日本和韓國人，都長得一樣。他們一開始便會認定我是中國人，對我用普通話說「你好」。我通常不會否認，也不會糾正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過，在我內心深處，我總覺得很不自在。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受西方價值觀影響，例如個人主義；同時也很欣賞一些西方文化，例如荷李活電影和英國文學。不過，我不會說那是我的「家」。那我屬於哪裡呢？

當雨傘革命在香港遍地開花時，我步入大學生涯最後一年。我沒有參與任何實際行動。反之，我選擇當個旁觀者，在金鐘政府總部旁見證著一個「社區」如何由零開始建立。我見證著人們如何第一次群起為民主而戰：亦剛亦柔，如水一般－－這正是我作為香港人的身分形成的一刻。

五年後，逃犯條列隨之而來。我們再一次帶著訴求上街。我曾經支持泛民的「和理非」立場；但如你所見，我們的行政長官根本不在乎那些和平示威的人民。而且，警方濫暴不止令全城憤怒，還激起創作新香港潮語「自由閪＊」的火苗。

對於香港三個月以來發生的事，如果我要選「以眼還眼＊」或「視而不見」，我一定會選擇前者。

香港人勇敢而漂亮。作為香港人，我感到驕傲。但現在，下一個問題是：「我能為香港付出多少？」

作者N －白日夢家，喜愛藝術、書本和電影，因為它們充滿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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